《论语》详解: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(十)
发布时间:2006年10月22日 阅读:248 次
子曰: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
详解:这句话和前面的有点不同,字面意思很简单。“弘”,“使~光大”。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,“人能使道光大,而不是道能使人光大。”然而,字面简单的,往往理解起来更复杂。这个简单的句子,却厘定着《论语》、儒家对“人”与“道”关系的基本看法。
有一个很坏的传统,总把“道”往虚无缥缈中寻去。这种把戏,千百年来一直愚弄着偷心不死之人。而对于《论语》、对于儒家,这种把戏是无效的。儒家从来都是现世的,无论这“道”是何道,最终都要落实到“人的承担”上。在《论语》里,“道”只指“圣人之道”,只和现世有关,只和现世的“人不愠”有关。任何往虚无缥缈处瞎推的把戏,都只能是把戏。
还有一种更坏的传统,就是以“道”压“人”,把“道”描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,然后让现实的“人”为这个虚无缥缈的远景垫背。这,比起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还要残忍。后者,至少还有一个“一将功成”让大家唾骂。而当把“道”有意无意地装扮成虚无缥缈的远景时,则连对它的唾骂都变成此等造假戏剧中的荒谬情节。这种荒谬的悲剧,在历史上不断重复。
但比起下面这种,以上两种就不算什么了。历史上永远不缺这种人,他们以“得道者”、“行道者”自居,以“道”的代表自居,他们成了人间的上帝,他们制定人间的法律,一切违背他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。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,却往往是个个道貌岸然,一副拯民于水火的姿态,私下却干尽见不得“人”的事。这种“挟私道以令诸人”的人,难道还少见?而“道”,是大道,是公道,不是哪个人、哪群人的小道、私道。只有“人”,才能使“道”得以光大,离开了“人”,并没有一个“道”可以让“人”得以光大。
“道”的彰显,是“人”现世存在的当下涌现,离开当下、现世,只能是虚无缥缈的远景,与《论语》、儒家的“圣人之道”毫无瓜葛。这里,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前面曾提到的《论语》、儒家和西学中的柏拉图、耶教、科学主义等的根本分歧。对于后者来说,是“道能弘人”,在柏拉图那里“道”是理智的光芒,在耶教那里“道”是上帝,在科学主义那里“道”是科学;但对于《论语》、儒家来说,是“人能弘道”,理智的光辉、上帝、科学都离不开“人”,没有“人”,这些所谓的“道”都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正由于《论语》、儒家的这种精神,使得西式的宗教在中国从来都没能得到光大。
有人可能要问,这样是否意味着《论语》、儒家否认客观的规律?其实有此一问的前提,就是一种西学的思维语境。对于《论语》、儒家来说,客观规律的有无并不是一个首要的前提,无论有无,都是“人”必须承担的。在“天地人”模式中,客观规律属于“天地”范畴,构成“人”展现的舞台。打个比方,对于“人”这个演员来说,无论舞台如何,演好戏是最重要的,而好的演员,无论怎样的舞台,都会充分利用构成这个舞台的当下、现实的条件。《论语》、儒家并不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,但这只构成“人”活动的舞台,而不构成“人”的表演、显现。对于《论语》、儒家来说,“道”只特指现世、当下的“圣人之道”,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本体、本原、规律之类的东西,这一点,对于已经受西学影响太大的国人来说,是需要反复强调的。
有人把儒家归于西学“人本”主义的范式,完全是无的放失。儒家的“人”,是站在“天地人”的宇宙结构下说的,并不需要一个“人本”主义来“本”人。“人本”一旦被主义,就会失去一切主意,变成意识形态的闹剧。而用西学的“结构”范式来考察儒家的“天地人”结构中的“人”,同样是无的放失。“人”在“天地人”结构中并不是某种构成因素,而是展现,“天地”只是“人”展现的舞台,而这一切都是当下、现世的。这里的“人”有两种含义,一种是正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“圣人之道”的君子,一种暂时不能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“圣人之道”的“人不知”的人。这两种人构成了所有的人,用现代术语就是包括了构成社会的所有人。
因此,根据“人”的两种不同含义,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,必须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理解:其一,对于正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“圣人之道”的君子来说,他们的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能使得“圣人之道”得到彰显、涌现,但并不是他们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“圣人之道”就使得自己得以高人一等、凌驾于别人之上,成为所谓的精英,甚至打着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“圣人之道”的旗号行其私道;其二,对于暂时不能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“圣人之道”的“人不知”的人,“圣人之道”的彰显、涌现并不能离开他们,把“人不知”的世界改造成“人不愠”的世界,不能离开“人不知”的人,并不能打着一个抽象的、虚无飘渺的“圣人之道”去利用“人不知”的人,把他们当成就一个抽象的、虚无飘渺的“圣人之道”的垫背。
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,归根结底只有一点,就是“道”不是目的,只有“人”才是目的,只有现实中的“人”才是目的,一切以打着虚无飘渺的所谓“道”为目的,以现实的“人”为手段的所谓“闻、见、学、行”“圣人之道”,都是《论语》背道而驰的。对于《论语》、孔子、儒家来说,“人”是开始,也是目的,而“道”是手段,即使是“圣人之道”,也只是把“人不知”世界改造成“人不愠”世界的手段,无论从开始到成就,都离不开“人”。“道”是“人”行的,而非“人”是“道”行的;“道”是“人”光大的,而非“人”是“道”光大的。只有这样理解,才能算初步明白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。
而人被无所本地抛掷在此世间,就是人的当下,就是人的承担,这构成了人的无所位次,而人“无所位而生其本、无所本而生其位”,才有这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,才有个体的存在发展,这里没有所谓的悲剧、喜剧、正剧,没有人,无所谓天地,也无所谓人展现的舞台,又何来悲剧、喜剧、正剧?悲剧、喜剧、正剧都不过是人生“无所位而生其本、无所本而生其位”而来的位次展现,这里所谓理智、情感的预设,没有人,又何来理智、情感?这里只有承担,人的承担,首先是对“人”的承担,由此承担,才有所谓乐、悲、情、智、观、欲等等葛藤,只有这样,才算进一步理解何谓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。
(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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